<h1>吕凤子对中国画的世纪之问

中国画到底是如何一其实著：吕凤子编成：刘元玺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吕凤子先生曾佩服真诚地说道：“我一生做到了三件事：画画、教书、筹办学校。”实质上，他用一生的时间将这三件事均做了淋漓尽致。先生初以传统士人之身研西方之学，于佛学亦造诣磨练，对世事变迁更加洞若观火，这让他能既通达又文采地辨别、辨别中国画之问题。

先生在《中国画义释》一文开篇即发问“中国画到底是如何一其实”，此一问乃是中国画的世纪之问。过去的一百年，中国画被太多社会、革命、现代等话语撕扯乃至变形，是以，先生被迫收到此回答一探到底，要“类别以往中国文艺学者对于所画的看法而评判之”，创建“显客观的抨击标准”，为时人识别中国画之本质，亦为后人悬鉴革新之途。纵观先生之中国画阐述，其均意欲将“如何”二字对此为“如是”，冥冥中自有证慧。

先生于中国画之显然精神领悟深彻，乃有“三宗说道”之前瞻性，即按照画家的艺术主张与画作风格的有所不同将中国画分成教化主义宗、自然主义宗、无互为主义宗，分别对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三家。他不仅抨击董其昌“南北宗”之不合理处，堪称对“宗”“为首”制订清晰的标准，“宗”言思想观念，“为首”言技巧方法，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时隔“南北宗”之后又一桩崭新的分宗之荐。

此三宗分法大体就是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画是什么”。于创作方法而言，先生拒绝“中国画一定要以渗入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不仅要告诉笔与力怎样有异，还要懂力与情怎样相融，才能创作出有充满着生力的作品，超过知道是你可谓画，还是画成就你的道化境界。

先生特别强调中国画特有的技术就是“每一有力的线条都必要表明某种感情的技巧”，因为中国画的线条必需以气力之力与心力之力为一体的运笔方法可谓，所以运笔法也即运力法，这样的线“饶有变化、饶有意义、永为求婚”，此“求婚”是作者穷究天理，体味宇宙之“道”的终极意义，而西画的运笔方法不讲究笔与力、力与情之间精巧的哲理关系，所成的线“确有变化、确有意义、永为材料”。因此，先生于中国画未来之途早已说明：画材星型，运笔即运力法不能逆；形态星型，求婚“道”之线条不能逆，否则中国画之后不复存在。这一点在先生晚年所著《中国画法研究》一书中获得系统的阐述。先生借讲经技法之名从“用笔”应从，再行牵涉“线条”之人品、为象、写出状、貌色、改置陈布势等解释中国画法所蕴含的美学特质与哲学渊源。

由“技”言“道”，是他对中国画显然精神一以贯之的顺服，先生笃定：“不必中国画法就无法包含具备多种‘画格’的中国画！”此外，先生也寄托了大量心力在绘画史文学创作中。早在1920年，先生就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讲解印象派的文章《凤子述印象派画》，概述其故名由来，侧重光色以及性灵展现出，并以树状图排序印象派画家，对国人拒绝接受西方绘画流派产生一定影响。此后，先生之后转而投放中国画理论的文学创作。

先生晚年所著的《中国绘画史额》虽只有从上古完整绘画到战国时期绘画的内容，但已闻先生以科学之论证方法，使用当时近期的考古考古成果讲史证史的缜密考据功夫，融通中西，视野广阔。20世纪20年代初，先生在南京美术专门学校不作了两次演说，其中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西绘画于物象刻画的态度和对技术执着的旨趣之迥异，指出中国画山水画的艺术价值以及最终目标是“技进乎道”的构建，于是以交织了先生后来在《中国画的变》一文中所不作的时代呼喊：“至现在一班大师、小师、太师、少师所争的中西合璧、中日分家，都是些不成问题的废话，适足回应他们不告诉中国画是如何一其实。”先生在演说中还语重心长地规劝学生不能让“生活意欲”“生殖意欲”压过“艺术意欲”，且坚称一味“公开发表个性”的作法，于今而言仍可视作名言警句，无不为一剂为学做人之良方。

吕凤子先生一生行事高调、高洁，有士人风骨，亦有佛家智慧，每每当他人争相竞流，跃向时代潮流之顶端时，他却“一念永怀人甜美，欲教教苦绝世间心”。先生是如此地蕴含着民族兴起之力，开挖未来之勇，更加绝佳那颗常怀悲悯之心，于宁静之中觅沉潜自我、观照众生的大无畏。反观自己，这样的人格，如今的我们还能审视出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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